寿州地理的内在超越——读高峰《隐秘而庞大的寿州镜像（组诗）》

诗人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在大地上漂泊的诗人，他们怀揣故乡，却将足迹留在山水之间。任何的地点不过是短暂逗留的旅店，行走的鞋子才是他们永恒的家园。另一种诗人，是固守着一方水土，用毕生的精力去抒写自己写作根据地的诗人。他们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在某块土地打一眼深井，相信自己能被井水滋润一生。

高峰无遗是后者。他并非生于寿州。他本是肥西人。但他多年生活在古城，受寿州文化浸渍太深。而今的高峰，乡音已改，早晨出门喝一碗牛肉汤，晚上还想站在古城墙上看万家灯火。他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一名寿州汉子。

大概十年前，高峰诗歌因为鲜明的地域性、典型的魔幻性和灵动质朴的语言受到诗坛关注。陈先发说：“……而寿州高峰对当代乡村的介入，是独特的、诗性的，他的诗中遍布个人化的、感人的乡村符号。”（《泥土下的新觉醒——寿州高峰诗歌辨析》）在创作的上升期，高峰却突然停笔，鲜有创作，着实让人吃了一惊。然而当我们看到《隐秘而庞大的寿州镜像》这一组诗时，应该会发现这些年来高峰一直在默默地挖井。他想做的是避免复制自己，努力寻求从内里超越寿州的地理。

地域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地域文化丰富复杂，诗人不用担心自己创作题材的匮乏，且稍用点心，即可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另一方面地域性写作很容易使诗人封闭自我，追求其宽度而忽略其深度，最终沦为民俗学者。高峰的这组诗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难题，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们该如何面对地域性这个难题。《隐秘而庞大的寿州镜像（组诗）》使我们看到，地域性不仅可以展现一方地理，而且可以写出新意和深度，由“地域”走向“民族”，甚至“世界”。

高峰的诗歌中，诗人是“在场”的，这种本我的存在，是高峰实现内在超越的重要途径。“天下太平/楚王与我一次次从城里来到乡下”（《麦收时节的斗鸡台》），“我生也晚，我质也钝/今生已没有做你学生的可能”（《作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孙家鼐》）。这种技法在此组诗中经常出现，每一首诗都能找到诗人忙碌“穿越”的身影。地域的风物不再是遥远的记忆和冰冷的民俗，它写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诗人徜徉古今，和乡贤取得对话，和传说融为一体。高峰用本我的主动寻求、积极参与，有意地消解了存在的虚无，向我们呈现了寿州隐秘而庞大的文化镜像。走进高峰诗歌中的寿州，你可以和正阳关街头的执扇少年高语罕擦肩而过，也可以在湖上偶遇方振武将军；可以在金克木先生故居的门口种两畦青菜，也可以跪在荀彧墓前，对着远处的一株梨花就这样哭一场。“在场感”不仅让我们身临其境，更会让读者在体会到厚重沧桑的寿州文化时，内心受到撞击。

诗歌固然离不开对现实经验的陈述和描述——不管是直接描述，还是间接描述，还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呈现，同时，诗歌也是对这种现实经验进行超越的象征。当下绝大多数地域诗人将“此在”和“彼岸”的神秘世界割裂开来，而高峰的诗歌则注重打通“现实”和“历史”的壁垒，将已逝之物变成当下之物，这是他实现内在超越的主要方法。

刘洁岷在《被隐匿乡村的农耕镜像－－寿州高峰诗歌简评》一文中指出，“在不经意间他（高峰）的诗歌中有着现代物象的加入，比如‘挡风玻璃’、‘电线杆子’、‘政府’等，使得他诗歌中有了一定的现代气息和与乡村世界对应的空间。”我却认为至少在高峰最近一段时间的创作中，这种“现代物象”的加入和出现，不是“不经意间”写就的，而是主动精心的选择。一种文化再“庞大”也是文化，它与柴米油盐还是有隔阂，再“隐秘”，也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打开，照亮我们每个人。如此看来，寥寥数语便给诗歌注入了“当下性”，这种方法可能真的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以《楚考烈王墓感怀》一诗为例：楚王已经远去，这是历史。但楚王的墓还在，这是现实。表现历史的风云，很多人用苍白的想象力硬生生地将今人强拉到古代；表现现实的存在，多用蹩脚的几笔写景，进行空洞的抒情。但是高峰避开了这些问题，他先是用“多年前”（和楚王相比，即是当下）表明自己“在场”（前文已述）。“今年雨水偏多”，第二节将镜头拉近，直接介入现实，在这里，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连接。当然，最有效的介入还是这几句：“几个湖北人在田埂上问路/他们千里寻根而来/在荒野里焚香、鸣炮、叩首”。楚国的后裔来寻访历史，他们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只为给昔日的楚王焚一炷香，“历史”和“现实”融为一体，才有诗意的升华。

虽然高峰内心里高度认可寿州文化，被它深深折服，在诗歌中高举它的济世之光和普世之道，如：“我生也晚，请容我/对着渺邈历史、空朦山水、幽深城池、寂寞村庄/对着这一堆土丘和青葱的秧田/点一炷香、下跪”（《荀彧墓》）。但是，诗人亦能够真实地展现地域文化在汹涌的时代大潮中的无能为力。高峰并不掩藏这种“现世焦虑”，这是他能够抒写寿州地理，实现内在超越的显著标志。

在生存困境下，人实现自我拯救已几乎变为不可能。相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锋芒，当下的精神荒芜如同混乱不堪的泥泞。于是许多诗人的“写作世界观”发生转变，认为只有自然和传统才能够慰藉人类的心灵。这种粗暴的认识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写作，对乌托邦世界的泛滥抒情和对传统文化的狭隘歌颂反而加重了我们对诗歌现世功效（抚平创伤）的迷惘。高峰则不然，他能够发现传统文化、地域生存的阵痛，并真诚地转化为自己的焦虑不安。换句话说，高峰在寿州地理的坐标轴之下，打了一口较深的井。这口井的井水清冽可口，是喂养心灵的乳汁，但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文明的污染，夹杂泥沙，带有苦味。

“其实我是个专修屋顶的泥瓦匠/总担心无屋脊可供坍塌”（《福音堂》），这是诗人的担忧，也是时代的担忧。我们摧毁了几乎所有的建筑，再也没有没有什么可供坚守。诗人不仅在修补受伤的汉语，也呼唤人们修补人伦的圩堤。“多年前，人们开始建造这个亭子/建了拆，拆了建/直至它有了荒凉的味道/这些年，年轻人连鞋也不脱/站在靠椅上疯狂热吻”（《画凉亭》），曾经寄托雅兴、折柳送别的画凉亭，现在如此大煞风景，只能用于诗人自嘲罢了，于是高峰感叹：“我终于弄清了楚国是如何迁都而来/又是如何被灭掉”。这已经不单单是焦虑、隐忧，而是蘸泪的训诫。

我曾在寿州的古城墙上仰望星空。时值凌晨，万籁俱寂。古寿州在猎户座微弱的光芒下像是一座废墟。废墟中藏着历史的符码和岁月的秘密。这才是寿州隐秘而庞大的地理。我相信高峰更早、更深地领悟了它的力量。他一直在挖掘，一直在超越，直到寿州这本大书不再像出土的文物，而更像远方一盏点燃心灵的希望之灯。